【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父亲杨善洲的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今日保山-九龙网

　　2009年7月，父亲杨善洲到林厂。杨江勇摄

　　我的爱人是杨善洲的三女儿，1993年，我们结婚了，从此走进了这个特殊的家庭。

　　在和父亲相处的17年里，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地相处，父亲非常愿意把过去生活中许多片段和故事告诉我。

　　说实话，在走进这个家庭前，我偶尔也会对父亲所做的一些事有点难以“理解”。但通过和父亲的点滴相处，通过一次次聆听父亲的心声，我才体会到，父亲那些曾让我难以“理解”的事，正是他一生忠于党的事业，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一辈子牵挂人民的真实写照。

　　难以“理解”的穷困

　　父亲杨善洲：“真正的共产党员，目标是要使像我们这样的穷困家庭统统过上好日子。”

　　爱人曾与我回忆过这样一件往事。

　　在父亲任职期间，家里的茅草房已经破烂得难以居住，但父亲却从没有拿出过工资支持家里修补房子。最严重的一次是1974年，家里的房子因洪水被冲毁，家里人只能在树下搭树棚住了40多天。

　　那时我爱人刚4岁，洪水把房屋后墙冲毁后，家里的劳力都去生产队里劳动了，屋里到处都是水，带病的奶奶只好用一只竹篮把自己的小孙女挂在了房屋的梁上……

　　听着爱人的讲述，我的心里直发酸：一个领导着200多万人口的地委书记，家里状况竟困难到这个程度?

　　1970年父亲杨善洲下乡调研。杨江勇供图

　　后来有一次和父亲聊天，我特意询问了这件事。没想到父亲却给我讲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次父亲下乡，在辛街乡的一个山区生产队，碰到了一个农村寡妇。她右手牵着一个孩子，胸前还挂着一个吃着奶的婴儿，背上还背着一筐粪。到她家一看，住的是几棵树杆搭起的“偏厦”。

　　父亲当时就流泪了。

　　回到单位后，他马上去财务室预支了工资寄钱给生产队，嘱咐生产队给那家孤儿寡母盖一间房子，给她们有一个安居的地方，并又预支了半年的工资叫行政科去丽江买了三头水牛送到这个生产队，嘱咐生产队长：“以后重活不要叫这家寡妇做了，选一些轻微的活给她做，她家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随时向我报告。”

　　据父亲的秘书回忆，就此事父亲还在地委的一次常委会上，几乎是流着泪做了一次很沉痛地检讨。

　　父亲说：“已经解放二十多年了，还有这么多困难户，我这个地委领导的很不称职。想想这几年，我到底做了些多少对老百姓有利的事呀?作为一个贫苦出身的干部，我对得起党多年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吗!”

　　2009年父亲住院时，曾经心情沉重地对我说：“走上领导岗位后，我对家里照顾不多，这是事实。真正的共产党员，目标就是要使像我们这样的穷苦家庭统统过上好日子，如果我老想着自家，那么，我1951年入党时，对着党旗宣的誓，不是‘铺盖里面眨眼’，自己哄自己吗?现在有个别党员，对着党旗宣誓的时候是一回事，做事的时候又是一回事，这样的党员不是称职的党员!

　　难以“理解”的原则

　　父亲杨善洲：“当领导，如果什么都跟老百姓‘争’，样样好事占齐，老百姓该怎么过?”

　　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里，总有些“人之常情”。

　　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父亲这一级的干部子女是可以农转非的。这种给干部家属的“优惠”，在我们看来就是“人之常情”。

　　父亲在位时，曾有三次指标，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从农村走出来的干部很多，特别是一些科技干部，应该先给他们解决。”

　　一个在基层工作的农业科技干部，家在农村，有老有小，困难很多，父亲就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了一个指标，让他的家属农转非，还嘱咐他：“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随时向我反映。”

　　这位科技干部，当场就感动得对父亲说：“老书记啊老书记，你老想着我家，你的家里咋个办啊?”

　　父亲回答：“我家里很好，你不必替我着急”。

　　1993年父亲杨善洲在窝棚办公。杨江勇供图

　　还有一次，我爱人的大姐，曾被招为当地供销社的职工，已经工作了三个月了，父亲得知后，硬是把大姐叫了回去。

　　难以“理解”的我只能去问父亲，为什么这样做?

　　父亲回答说：“当时，解决农村子女就业的指标很少，一些优秀的农村子弟走上国家岗位非常困难，我一个地委书记的女儿为什么要跟老百姓去争这个岗位?在地委当主要领导，如果这也要去跟老百姓争，那也要去跟老百姓‘抢’，样样好事都占齐了，你叫老百姓咋个过?

　　难以“理解”的欠账

　　父亲杨善洲：“我的工资是国家给的另一个饭碗，这个饭碗里堆积着百姓的血和汗，吃不完我只能还给百姓。

　　在和父亲的对话中，我最难理解的是他的工资逻辑和“一辈子都在还账”的理念。

　　1980年，老家的房子又漏雨了，母亲张玉珍专程到保山地委找到他，要求凑一点钱修一修漏雨的房子。父亲好不容易凑了30多元钱递给了母亲，说“先拿这30元钱去街上买几个盆子，哪里漏雨就支在哪里，暂时解决一下困难。”

　　最让叫我惊讶的是他给母亲说的几句话：“你们在家，国家分了土地给你们，这是给你们的一个饭碗，你们要靠自己的力气去把这个饭碗端好;我的工资，是国家给我的另一个饭碗，这个饭碗里堆积着老百姓的血和汗水，吃不完，我只能还给老百姓。再说，我杨善洲一辈子都差着没还完的账，这些账需要用我的工资去还。”

　　母亲是个老实人，听说他在还账，也不敢再追问，就回家了。

　　父亲杨善洲与他的森林。杨江勇供图

　　听说父亲“差账”，我还在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于是就详细询问父亲，到底差了谁的账，差了多少?

　　父亲说：“我杨家几代人都是佃户，佃户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无土地二无房屋。你们年轻人不知道，一个农民没有土地是什么滋味。农忙耕种时，家家去田里地抢收、抢种，没有土地的人只有到处去做帮工，挣点钱贴补家用。解放了，我们一家一下就分到了一亩五水田，十多亩山地。这些土地是谁给的?是共产党给的。这个大恩，我要去报答呀!你说，这个恩，我杨善洲一辈子还得了吗?我为什么退了休还上山种树，也是为了还账。有人说，我种了二十多年的树，已经成材了，根据规定，我可以从中分点钱，一下就成富翁了。可我差的账，这几座山哪里能一下还得清?”

　　这就父亲对他所谓“差账”之事的真实解读。

　　事实上，一直到临终之前，父亲还念念不忘他“还账”的事。

　　父亲是2010年10月10日逝世的。10月8日，父亲已经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特别把家人叫到床前嘱咐后事：“我参加面粉厂的竣工典礼时，厂方送了给我一块电子手表作纪念，我几次都没还掉。我还差着账，那是别人的东西，我不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