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呈下降趋势 新型毒品犯罪问题日益突出

　　中新网6月23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23日举行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五庭庭长李睿懿在会上介绍2024年以来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基本情况特别是惩治新型毒品犯罪举措成效，并发布10件相关典型案例。

　　李睿懿介绍，2024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35859件。2025年1-5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9343件，同比下降29.31%。近十年来，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整体上仍呈下降趋势，毒情形势持续向好，彰显了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毒品治理的强大制度优势。另一方面，新型毒品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此类案件增长较快，呈超越传统毒品犯罪案件之势，滥用群体低龄化、犯罪主体年轻化特征愈加明显。

　　面对毒情形势发展变化，各级人民法院牢牢坚持党对禁毒工作的绝对领导，将禁毒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持续加强审判指导，不断提高禁毒综合治理效能，人民法院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坚持从严惩处毒品犯罪主基调不动摇

　　各级人民法院始终贯彻从严惩处总方针，严字当头，保持对毒品犯罪高压严打态势，特别注重依法严惩走私、制造、大宗贩卖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依法严惩具有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查缉等严重情节的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主犯、再犯、累犯和毒主、“金主”、雇主，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2024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毒品案件被告人49177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8332人，重刑率达16.9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0个百分点。2025年1-5月份，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毒品案件被告人14456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821人，重刑率达19.51%，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2个百分点。更加注重强化经济制裁，充分发挥财产刑作用，加大涉毒资产追缴力度，通过“打财断血”，摧毁毒品犯罪分子再犯的经济基础。同时，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罪行相对较轻，或者具有自首等情节的被告人，坚持区别对待、宽以济严，予以从宽处罚。

      (二)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不动摇

　　各级人民法院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持续加大禁毒综治工作力度，做实“抓前端、治未病”，以强化法治宣传和制发司法建议为主要抓手，推进毒品问题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努力将审判效果转化为社会效益。各地法院充分利用审判资源优势，持续开展形式多样、有声有色的禁毒法治宣传，揭露新型毒品各种伪装和滥用危害，增强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新疆高院以原创普法动画IP形象“石榴法官”制作禁毒宣传短视频(新型毒品的花式伪装)，增强了禁毒宣传的生动性和吸引力。辽宁沈阳辽中区法院开庭审理外卖骑手贩卖麻精药品案件时，组织外卖平台、快递公司从业人员旁听，增强了禁毒宣传的针对性。各地法院针对办理新型毒品案件中发现的制度漏洞、监管盲区及薄弱环节，及时向有关部门制发司法建议，以司法建议“小切口”融入毒品治理“大文章”，努力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目标。江西九江法院就办理相关毒品案件中发现的右美沙芬药品监管问题，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发司法建议。各地法院还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积极融入毒品问题治理。贵州铜仁法院开展禁毒帮扶，通过发放“禁毒明白卡”等方式，提升外出务工人员拒毒能力。江苏法院持续加大未成年人涉毒治理力度，依托未成年人审判心理咨询专家库，引入专业力量干预矫治“毒瘾”。江苏江阴法院还发出督促监护令，提出科学管教意见，指导“失责父母”当好合格家长。

       (三)坚持强化新型毒品案件审判指导不动摇

　　面对新的毒情形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新型毒品犯罪问题，依法精准惩处新型毒品犯罪，特别是对于以未成年人为主要犯罪对象和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的新型毒品犯罪，对于利用麻精药品的镇静、麻醉功能，实施强奸、猥亵、抢劫等犯罪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对于涉医疗用麻精药品案件，既坚决惩处导致麻精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免受麻精药品滥用之害;又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保障人民群众合理用药需求，确保案件定性准确、罚当其罪。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开展好新型毒品犯罪新情况新问题的司法应对，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此类案件的审判指导，注重发挥案例库、法答网作用，注重案例培育，持续深挖毒品犯罪尤其是新型毒品案例资源，不断提升入库案例、精品答疑统一价值导向、明确裁判规则的指引功能。截至目前，人民法院案例库中毒品犯罪案例在刑事案例占比为7.46%。各地法院进一步规范辖区新型毒品案件裁判标准。广东高院将新型毒品案件证据审查问题列为年度重大调研课题;新疆高院针对辖区新型毒品案件占比已过半的情况，以促进新型毒品案件审判规范化为主题开展专项调研，研究解决有关问题。

      (四)坚持健全完善禁毒协作共治机制不动摇

　　最高人民法院认真履行国家禁毒委成员单位职责，加强与公安、检察、卫健等部门协调配合，共同解决相关法律适用、麻精药品监管等问题，推动前端治理。各地法院也积极与相关部门共同探索禁毒协作共治新举措。针对办理麻精药品案件发现的突出问题，上海高院会同市禁毒办、公安、检察机关制定《办理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工作指引(试行)》。重庆巫山法院会同公安、民政等部门建立健全吸毒人员长效监督、帮扶机制，有效降低复吸率。川渝省级法检两院通过召开禁毒工作司法协作会等形式，积极探索区域禁毒司法协作，推动形成跨区域、跨部门毒品治理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