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黔桂渝川陕新七省（区、市）党报共话西部大开发 奋力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

　　去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发布，这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二十年时，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出发，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新的宝贵的历史性机遇。

　　新时代继续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对于增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如何紧紧抓住中央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机遇，再接再厉、加快推进，实现西部更深层次开发、更高质量发展,推动西部实现更加和谐、稳定、繁荣,是西部各省区市共同关注的焦点。

　　全国两会期间，云南日报联合贵州日报、广西日报、重庆日报、四川日报、陕西日报、新疆日报等7省(区、市)党报，邀请7省(区、市)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畅叙抢抓机遇、乘势快上，奋力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开新局、闯新路。

　　“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庄严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怒江州也在这其中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一步跨千年’的发展奇迹。”说这话时，丁秀花脸上溢满了自豪。她对记者说，怒江州和整个云南省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老百姓越过越红火的日子，得益于“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苦干实干加油干，得益于脱贫攻坚伟大斗争的全面开展，也得益于国家持续20余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时间的刻度回拨到21年前的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当时的丁秀花，年仅36岁，就职于怒江州民族师范学校。那时候，校舍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推进基本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两基”目标，是她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最初最直接的认识。

　　随着工作领域和岗位的变化，丁秀花对西部大开发的了解逐渐深刻。

　　“20年来，怒江大力实施了兴边富民、守边固边、沿边三年行动计划、以工代赈等项目工程，对沿边村庄基本农田、通村通组道路、人畜饮水、文化活动场所、产业发展、村容村貌进行了改造提升，全州走出了一条符合怒江州情、融合地域文化特点、富有新时代特征的发展路子。”丁秀花告诉记者，在西部大开发的推动下，一个经济发展更快、产业质量更高、山乡面貌变化更大、老百姓幸福感更多的新怒江，跃然眼前。

　　202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出发，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印发实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成为党中央、国务院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和增强版。

　　“《指导意见》的出台，让我们迎来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细读《指导意见》中7个方面、36条“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和保障措施，丁秀花的内心无比振奋。在她看来，怒江作为集区域性、条件性、素质性贫困叠加的地区，虽与全国同步实现了脱贫，但在发展速度上、质量上仍有不小的差距。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怒江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坚定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做大做强绿色能源、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等特色产业，努力在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中闯出一条新路子。

　　“我们缺条件，但不缺精神不缺斗志。”丁秀花说，思想观念落后、基础设施滞后，依然是制约怒江乃至云南发展的短板弱项，但丰富的资源禀赋、秀美的自然风光、淳朴的乡风民情和脱贫攻坚战打下的基础，却是下一步迎头赶上的后发优势。她表示，云南要进一步用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等机制政策，加强区域合作，推动产业升级，调动干部队伍，解放思想、坚定信心、敢想敢为，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实现新发展、展现新作为。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提出了‘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的要求”黄东兵说，“这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新的宝贵的历史性机遇”。

　　黄东兵表示，历经20年的西部大开发，贵州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资源优势转变为了经济优势，贵州综合经济实力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在全国位次上升5位、人均水平上升4位，实现经济总量从长期靠后、奋起直追、弯道赶超进位的历史性跨越。

　　“当前，贵州正处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阶段”，黄东兵说，在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贵州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贵州新型工业化发展，立足贵州工业基础，以电子信息—大数据人工智能、机械电子—装备制造、煤磷化工—精细化工、基础材料—新材料、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优质农副产品——烟酒食品和医药六大产业链为重点，大力实施“制造业补链、建链、强链工程”;把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统一起来，把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为全省闯新路、开新局、抢新机、出新绩提供强有力支撑。

　　“优良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黄东兵说， “十三五”时期，贵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筑牢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期间，贵州优良的生态自然孕育出特有的绿色产品，成长起一批以生态特色食品产业和健康医药为代表的、发挥贵州生态优势的重要产业。进入“十四五”，贵州继续提出要把“绿色+”融入生产生活各领域，让好生态成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

　　“十三五”以来，贵州始终立足国家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先行区的战略定位，积极主动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一批又一批符合贵州需要的高端制造、数字经济、大健康等项目相继落地。以改革开放创新为路径，构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要素配置体系，全力以赴增强城市发展动力。黄东兵认为，接下来，贵州须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和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等政策倾斜优势,乘势而上,加快自贸区建设,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这是西部地区包括贵州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历史机会。

　　“‘十三五’收官，贵州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 ‘十四五’开局，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呢?”在黄东兵看来，需立足省情实际，根据不同村寨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分类推进，为乡村振兴谋好篇、布好局。抓好村庄规划编制、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全面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谱写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产业是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主要短板和薄弱环节。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助推西部地区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助推西部地区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既需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当地特色资源型产业，更需要立足当前国际产业分工布局的形势和要求，积极承接东部地区转移产业。

　　2020年以来，我国工业遭受新冠肺炎疫情较大影响，但液晶显示产业链却保持一定增长，原因就在于前几年通过东西产业转移形成了区域化集群，在此次疫情之中维持了较好稳定供给和配套。这次疫情虽然引发了各界对全球需求衰退和我国产业链外迁的高度担忧，但也为进一步推动东西产业转移、助推我国产业链条提质增效、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难得机遇。

　　从我近两年调研情况来看，当前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普遍面临着“能耗指标不足、用地指标不够”等两大现实问题制约。尤其是我国能源消耗总量是以各地经济总量为测算考核基础，这就造成经济越发达的东部地区能耗指标多，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能耗指标少。

　　另外，多年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主要是由东部企业和西部地区政府推动。由于缺少东部地区积极主动作为，普遍存在转移效率低、交易成本高、推进不协同等问题。转移企业还不能较好通过出让东部地区原有土地获得转移所需资金，再通过技术升级、设备更新、工艺换代，实现“在转移中转型”。

　　当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格局，需要我们更好引导国内产业转移，以保持国内产业链完整。而促进产业国内有序转移，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尊重企业主体地位，还应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尤其是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流向并不局限于国内，东南亚、南亚等全球其他具有低成本优势的地区也在竞相承接，迫切需要加强国家统筹、东西协作。

　　建议国家高度重视和调动东部地区“腾笼换鸟”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快出台鼓励、支持和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国内转移奖励补偿政策，尤其是利用好转移企业土地变性之后价格差，给予“国内转移前支持、西部转移后奖励”。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帮扶，加快建立东西产业对接协作利益共享新机制，加快合作建设产业园区。

　　同时，还应充分考虑东、西部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布局特点，实行区别对待和分类指导，对能耗、用地指标进行结构性调整、差别化管理。尤其是对发展整体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则适当增加能耗、土地指标，以此更好承接东部地区转移产业。唯有如此，才能让有条件的西部地区就地加工转化能源、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助推符合环保、能效等标准要求的高载能行业向西部清洁能源优势地区集中，进而补齐产业链条的短板和弱项。

　　自去年5月份《指导意见》印发以来，广大西部地区按照国家定位、依托自身优势、着力扩大改革开放、加强国内国际合作，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事业、生态保护等各个领域取得新的成就，支撑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为重点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加快落实。

　　“在‘十四五’期间，如何在差异化发展方面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是重庆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王济光认为，重庆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努力在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突出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开放优势，以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黄金水道和航空枢纽为强力依托，共同打造和联合构建支撑西部地区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对外开放通道体系，探索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共同发挥作用。

　　具体而言，首先应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不断扩大影响力。在王济光看来，通道建设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动脉，只有扩大通道“朋友圈”，才能营造通道品牌效应。

　　作为新通道的省际协商合作机制牵头方，王济光认为，重庆应当主动加强与西部兄弟省区市以及RCEP国家之间开展多领域合作，努力破解通道瓶颈制约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难题。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协商合作机制引领作用下，按照“统一品牌、统一规则、统一运作”原则，加强重庆与中西部各省市及铁路部门的合作，加快形成重庆作为运营中心、成都作为物流中心、南宁作为保障中心的发展格局，把更多的货源组织到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把更多东南亚的货物往西部地区输送，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通道带动物流、物流带动贸易、贸易带动产业的经济体系良性循环，为西部地区全面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新动能。

　　同时，应当推动中欧班列提升品质。王济光表示，整合西部地区中欧班列，可以把集货范围覆盖到经济最发达的南中国地区以及正在快速上升的东盟各国，并连接欧亚大陆经济最活跃的东西两端，从而形成欧亚供应链配置中心的枢纽地位。与此同时，西部地区需要联手做好统筹运营工作，通过建立定价协商联盟、提升市场化运营水平、统一核心指标发布、境外线路代理联合招标、共建共享海外仓海外港口场站设施等资源等等，提升境外关键节点掌控能力;另一方面，西部地区联合建设境内外班列线路、建立集货协商联盟，共同维护中欧班列市场分区版图，通过错位布局境外主枢纽，共同推进境内外还箱点建设，开展运力互补共享，共同维护中欧班列运营秩序。

　　“长江黄金水道通行能力需要推动扩大”。对此，王济光认为，应争取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加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方案的论证进度，加强生态监测，推进长江航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货物通过能力，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在推动航空枢纽城市建设方面，王济光认为，应加快推动重庆江北机场T3B及第四跑道建设工程进度，加大国际航空运输市场的开拓力度。同时应加强成渝世界级机场群的协同运行和差异化发展，加快形成分工合理、定位清晰、布局完善的机场体系，增强成渝世界级机场群的整体竞争力。

　　“对包括四川在内的西部各省市而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月27日，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工商联主席陈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强化“西南东”合作、“陆海空”协同，推动“一带一路”下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在陈放看来，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西部大开发必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西部大开发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战略上相互叠加、互相支撑。“《指导意见》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了基本遵循，也给西部各省区市带来了机遇。”陈放说，如何把握新机遇、如何推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成为了摆在西部省市面前的迫切问题。

　　如何实现“西南东”合作、“陆海空”协同?曾多次到广西、贵州、重庆、甘肃等省市考察调研，陈放表示，就是要打通西部多向出国(境)大通道，构建陆海互济、东西畅达、南北贯通的“四向八廊”战略性综合运输通道格局。

　　“西进，要抓住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的机遇，依托中欧班列，大力拓展与俄罗斯及中东欧和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盟国家合作领域。”陈放说，要进一步完善“亚蓉欧”国际班列通道体系，协同提升中欧班列运营效能，着力提高综合重载率;统筹规划国际多式联运集疏系统，高水平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多式联运综合试验。

　　“南拓，要协同加强南向班列运营合作，加密铁海(铁)联运班列，打通西南地区至北部湾出海货运大通道。”陈放说，推进成都—宜宾(攀枝花)—昆明—磨憨物流通道建设，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北部湾港配套设施及服务、凭祥公路铁路口岸建设。”

　　“西部大开发，不应把眼光仅仅局限于西部。”陈放说，还要东联，要加强对接京津冀、长三角、泛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发展战略，实现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发展铁水、公铁、空铁、铁海联运和“一单制”联运服务，拓展与沿海城市和亚欧沿线城市东西向的互联互通。此外，加强航空运输体系统筹，布局建设枢纽机场、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打造西部航空物流枢纽。

　　“打通通道是前提，开放发展才是目的。”陈放说，有了通道还不够，要提升通道运行与物流效率。他建议，积极发展特色物流，以重庆、四川、广西等制造业基地为重点，面向东南亚等市场，提供覆盖制造业全产业链的物流服务;建立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产业联盟，搭建陆海新通道运输信息和企业信息互通共享机制，深化西部地区陆海双向开放;支持重庆、成都、南宁、贵阳、昆明等城市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

　　“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还要抓住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重要平台。”陈放说，要推进川渝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开放，推动天府新区与两江新区、成都高新区与重庆高新区共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协同打造世界级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和汽车及轨道交通研发生产基地。拥有国家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还有广西、陕西、云南三个西部省份，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将更好帮助西部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推进自贸试验区与其他产业园区的协同联动，将扩大开放带动效应。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指导意见》，对于新时代继续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也对西部建设提出了更深层次要求。

　　距离《指导意见》发布已有近一年时间，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住陕全国政协委员围绕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再次畅谈愿景、务实建言，大家对于写好西部大开发这篇文章充满信心。

　　近些年，以农业为桥梁和纽带，住陕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霍学喜将自己的研究领域集中在西部大开发这一主题上，对于上述《指导意见》的发布，霍学喜既深感来得及时必要，又对未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充满期待。

　　“这份超万字的《指导意见》涉及36条重磅举措，为西部大开发下一个十年发展提供了遵循，特别是对西部地区更高水平、更大口径开放提出了新的指向和要求。”霍学喜坦言，开放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引进来”“走出去”，盘活发展新动能，通过更高水平、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营造开放的经济发展环境。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是西部地区继西部大开发后的又一重大机遇，即西部大开放的机遇，抓住这一机遇，西部地区完全有可能实现转型与跨越式发展。”霍学喜认为，西部农业必须确立开放引领、创新驱动、绿色主导、合作共赢的发展思路，形成西部大改革、大开发与大开放相协同的新格局和“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合作发展”的西部农业发展新格局。

　　说起农业，霍学喜表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农业投资合作潜力是合理配置资源的基础，通过“一带一路”，陕西很多优势特色农产品不仅走向了哈萨克斯坦，也走向了更广大的国际市场。据他介绍，近几年，杨凌把成熟的苹果品种推广到吉尔吉斯斯坦，还向哈萨克斯坦建立了标准小麦示范园、蔬菜基地，帮助他们建立标准化示范园，说明了“一带一路”可以促进互通互融，有助于建立更加广泛的、开放的、包容的合作领域。

　　梳理这份《指导意见》可以看到，对于陕西、贵州、四川、云南等地都有详细的发展蓝图，例如支持重庆、四川、陕西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在政策红利面前，正在奋力追赶超越的陕西如何把握先机、赢得主动，霍学喜也有自己的思考和认识。

　　“对陕西而言，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热情和活力十分重要。”霍学喜说，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善，如何用创新推动创业，应该是今后西部大开发的抓手。要用创新推动创业，兼顾效率和质量，建立起更加先进的制造业系统和更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为陕西及西部地区向西开放发展奠定基础。

　　“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在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为西部省区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非比寻常的机遇。”3月3日，赴京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前，全国人大代表、呼图壁县雷锋车队队长徐涛说。

　　徐涛作为一名老资历出租车司机，于2018年涉足旅游服务业。那时，新疆的旅游业取得井喷式发展，自治区首次提出大力实施“旅游兴疆战略”。如今，总结将近3年的从业经历，徐涛对推进新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已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分析。

　　“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余年来，为新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徐涛举例说，国家在投资安排上，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的交通环境与服务设施，促进铁路、公路、民航、通讯网络等发展，为新疆旅游业的发展带来资源和便利。

　　此外，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多年来，新疆持续开展保护、绿化行动。仅“十三五”期间，新疆就累计防沙治沙2837.56万亩，退耕还林492.2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15年的4.7%提高到2020年的5.02%，草原植被明显恢复，退化趋势得到遏制。

　　“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天蓝、水碧、地绿的新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徐涛说，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旅游业正日益成为新疆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重要的富民产业。

　　而如何让新疆的旅游业乘势而上、迈向更高台阶，徐涛认为，一定要让文化和旅游充分融合，让诗和远方更惬意地走到一起。谈及此处，徐涛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2018年夏天，徐涛接待了来疆旅游的温州人王先生一家四口。他开车将四人送到喀纳斯景区玩了一圈后，另辟蹊径去附近的一户哈萨克族牧民家住了几天。

　　温州一家人在牧民家小住期间，白天，大人们去附近的景点拍照、观景，两个孩子跟着牧民家的孩子放羊、摘野花、做游戏。晚上，大家则聚在毡房里听牧民表演阿肯弹唱。临别前，牧民拿出风干肉给游客一家做了丰盛的送别宴。

　　王先生有感于牧民的盛情、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介绍了陈先生等8个朋友去牧民家进行体验式旅游。陈先生也对哈萨克族的民俗风情、草原游牧文化一见钟情，于2019年带上朋友再次来到牧民家，牧羊、挤奶、做酸奶等，并预定了当地的风干肉、手工乳制品，作为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

　　徐涛认为，温州游客的事例说明，追求文化享受和精神愉悦，是驱动文化消费的核心要素，“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机遇，从思想深处打牢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基础，推动文旅深融合、真融合。”

　　徐涛说，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这里民族众多、文化多元，浓郁的多民族风俗文化与特有的自然景观相互交织，塑造出独具新疆人文风情的区域形象，为新疆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徐涛建议，相关部门充分挖掘、深入梳理新疆的文化资源，推动更多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打造一批文化主题鲜明、文化要素完善的特色旅游目的地，为游客提供更具吸引力、创新性、个性化的文化体验。

　　云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潇予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冯倩 重庆日报记者 戴娟 周尤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婧 广西日报记者 王春楠 陕西日报记者 周明 新疆日报记者 王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