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岁成麻风村第一任教师 34年间一个人撑起一座学校

　　本报记者 陈昌云

　　1986年9月1日，农加贵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讲台。因为他的到来，云南省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村村民让孩子们读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在农加贵“逆行”之前，落松地村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这里是当时远近闻名的麻风村，是让当地人都望而却步的“禁区”。

　　农加贵不仅来了，并且一直没走。这位乡村教师已经在落松地小学整整工作了34年，照亮了110位孩子走出大山的路。

　　在今年云南省发布的“云南省2020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人选公示名单”上，农加贵赫然在列。

　　　　一生中最难忘的晚餐

　　碗筷是刚买回来的，满满一桌饭菜散发着香味，尤其那碗刚从铸铁锅里铲出来的腊肉，热气腾腾，油光透亮。

　　在1992年的广南县农村，置办这桌丰盛的菜肴很是破费，是招待贵客的标准。

　　村长面容和蔼，他手上拿着筷子，笑眯眯地看着客人，但就是不动筷，他要等农加贵先动筷，客人动过的菜碟，村长一家就不会再动了。

　　尽管如此，农加贵心里还是忐忑极了，低着脑袋一个劲儿喝酒。

　　“我不敢吃菜，怕被传染，觉得酒里含酒精，可以消毒，更想喝醉了，就不用吃菜了。”时隔28年，农加贵说起那年夏天的这顿晚餐依旧记忆簇新。

　　究其实，这顿晚餐他无法拒绝。

　　就在当天下午，他从广南县城第五中学招生办抄回了学生小升初的考试成绩，最高的206分，最低的135分。这是农加贵教的第一批毕业生，10个孩子全部超过115分的录取线顺利升入初中。

　　村长高兴得近乎发狂，整整35年了，这是建村以来第一次有孩子读书毕业并且取得好成绩。于是便有了这顿农加贵一生中最难忘的晚餐。

　　也是这顿晚餐，拆除了一直横亘在村民和农加贵之间的心篱，村民获得了外界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农加贵也赢得了村民的好感。

　　1992年5月，因为学生们报考中学时需要填写家庭住址，农加贵想，总不能写“麻风村”吧，得给村子起个名字。

　　“村里种花生，当地把花生叫落松，干脆村名就叫落松地，也就是花生地的意思。”农加贵向村长建议。

　　村长同意了，村子终于有了正式的名字，而在此之前，落松地村一直被叫作“那边那个村”。

　　摄影：陈昌云 制图：陈子蕴　　去“那边那个村”教书

　　“我不去!”

　　1986年8月的一天，听到叔叔农春盛说的教书地点在“那边那个村”，当时19岁的农加贵斩钉截铁地拒绝。

　　在当地，只要说“那边那个村”，谁都知道是哪个村。农加贵印象中，当时谁家小孩不听话老哭，大人就说：“再哭就送你到‘那边那个村’!”小孩就不敢哭了。

　　“那边那个村”，是1957年设立的集中收容麻风病人的新建村，当时有56户、180多人，其中，麻风病患者有80余人。

　　村民的孩子逐渐增多，慢慢长大，到了该入学的年龄，但外村学校不收，本村办学又没人敢来当老师，村民十分着急。

　　农加贵回忆说，“村里之前请了一位老师，结果临来那天变卦了，皮肤病防治站的医生就托叔叔帮忙找老师，叔叔就想到了刚从高二辍学回家的我。”

　　农加贵的叔叔农春盛在距离落松地村几公里外的下坝村小学教书，和皮肤病防治站里的医生农炳康是朋友。

　　“别怕，上课之前先用酒精擦手消毒，如果还怕，就用酒精兑点水喝到肚里。”为了说服农加贵，农炳康反反复复给他做工作，“学校不在麻风村，在皮肤病防治站，距麻风村有3公里多，你和我们3个医生一起居住生活，麻风村的孩子没有病。”

　　最终，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19元工资的“高危”活儿。当时，280多位村民里，症状明显的病人还有几十人。

　　　　村民们的“好”消散了恐惧

　　1986年9月1日，开学日。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的12岁，小的五六岁。这些学生的家长中不少人患有麻风病。

　　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用酒精擦了手，还喝了点兑水的酒精，给自己壮胆。

　　孩子们来了。

　　随着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他的心跳在加速。

　　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爱，我的恐惧感减弱了一些，但还是怕。”

　　恐惧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原因之一就是村民们对他的那种“好”。

　　除了19元民办教师补贴外，村民自发集资，每月给农加贵35元额外补助，一直到1998年8月，农加贵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止。

　　每次收到这笔补贴，农加贵心里都很热，“头一年，每次钱都是用纱布包着，而且都用高压锅高温蒸过，直到第2年我主动提出不要再蒸了。”

　　此外，村民给他划了半亩稻田种水稻、1.5亩山地种玉米，还喂养鸡鸭给他改善生活，田地全由村民帮助栽种收割。

　　　　孩子们心中的完美老师

　　从青春小伙到霜染两鬓，农加贵已经在落松地小学工作了34年。他最忧心的是，再过几年，自己一旦退休，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他的担忧其来有自。

　　村长告诉农加贵，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请教师，但多年努力均是徒然，至今没有人愿意来这所学校任教。

　　“我到中心校开会，从来不敢说我是落松地来的。”农加贵说，“有的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开会不和我坐一条凳子，吃饭更要远离我，甚至不和我说话。”这种时候，他更能体会村民心中的苦和痛。

　　在专业人士看来，也许农加贵的教学水准并不高，但他尽力了。

　　广南县教育局一位领导说，“他一个人每天同时教3个班，还有学前班，用的是‘复式教学法’，动静搭配，10分钟在这个班上课，10分钟又要到另外一个班上课，他必须随时保持运动的状态。”

　　农加贵一个人要教3个年级的3个班，就算只上语文、数学、思想品德和科学这几门课，他一周就要上70多节课，为了有效管理孩子，他通过培养班干部、小助手的方式，搞“学生自治”。

　　“体育我还勉强能教。”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音乐我就没办法了。”

　　不过，在学生心中，农加贵很完美。

　　“下雨的时候，学校前面的小河涨水过不去，他就把我们一个一个背过去。”农加贵的学生小琏回忆道。

　　走进农加贵距学校约8公里、位于那秧村的家，贫穷倒也谈不上，但绝对不富裕，可农加贵却把在2018年被评为云南省优秀教师后奖励的10万元全部捐给了县教育发展协会，用于奖励长期在边远山村教书的困难老师和成绩突出却因家庭困难读不起书的优秀学生。

　　问及此事，农加贵憨厚地笑笑，“我接受过别人的资助，也要资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