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归案人员讲述逃亡故事：听到警笛吓得筷子掉地

　　外逃归案人员讲述逃亡期间颠沛流离故事

　　有人听到警笛 吓得筷子掉地

　　铺开追逃作战图，全省追逃追赃战果逐年递增：2015年，128人;2016年，147人;2017年，170人;2018年，237人。2019年再创历史新高，共追回外逃人员506人，包括“百名红通人员”2人，追赃金额11.83亿元人民币。

　　追逃工作势如破竹、一往无前的背后，是外逃者们的防线崩溃、节节败退。颠沛流离与贫病交加、妻离子散与精神煎熬……笔者日前采访了多名外逃归案人员，他们用切身血泪教训和切肤之痛，勾勒出外逃生涯的凄惨与悔恨。

　　南方日报记者 祁雷 通讯员 粤纪宣

　　表现1：贫困交加

　　摆地摊卖工艺品谋生

　　“外逃那段日子，我不敢住旅馆、宾馆，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在当地医院大堂过夜，或是干脆在野外搭帐篷……”

　　郭海文，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原党委副书记，逃亡时，他骑单车一路向西，从清城出发，经肇庆到广西梧州，辗转4省份13县市，最后到了云南大理。

　　“有想过放弃!我骑车至云贵高原时，海拔越来越高，高原反应越来越重，加上天气开始变冷，骑行变得十分困难和缓慢，心里打了退堂鼓。”但不敢面对法律制裁的郭海文没有回头。

　　时刻东躲西藏，长期颠沛流离，这是外逃人员最真实的写照。但逃亡生活的残酷，远不止于此：贪腐赃款日渐耗尽，又不敢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件，打零工和摆地摊，成为了不少在逃者有限的谋生手段。

　　“在菜市场附近的人力市场，我做沿街揽活的临时工，小工、搬运、保洁，什么都干。那里揽活的民工不少，一整天也揽不到活的情况经常发生。”为维持日常生活花销，除了到人力市场揽活外，郭海文还在当地人民路摆起了地摊，卖起了工艺品，在朝不保夕中苦苦挣扎。

　　与郭海文“仓皇出逃”不同，一些腐败分子抱着“海外即法外”的侥幸心理潜逃境外。为了上多一道“保险”，有的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取得逃往国公民资格或永久居留权。

　　然而，即使潜逃海外，他们依然逃不出“苦”的底色。

　　对这种境外逃亡的艰辛，何权昌感受尤为强烈。这位后来退赃达5.96亿元的中山市原国土资源局局长，更是以自身经历为诫，写下了《呼吁在逃人员早点回国投案自首书》。

　　他写道，在海外逃亡生涯里，因为不懂英文，他根本没法外出买东西与生活。实在要买，都是晚上6时后出门，因为菜价便宜一半。看着根本听不懂的英文电视节目，成了他仅有的娱乐。后来辗转香港，他住过劏房，为了省钱，有时候一天只吃一个面包、一盒饼干。“生活十分艰苦，有苦只有自己知道。”

　　何年是归日，雨泪下孤舟。在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的煎熬中，苦成了外逃人员最深刻的记忆。

　　　表现2：草木皆兵

　　思念亲人却不敢打电话

　　“一开始几年，我没办法工作，整日东躲西藏，内心像惊弓之鸟。一次正在租的房子里吃饭，听到外面有警车的警笛声，吓得筷子都掉到了地上。我怕房东看出破绽，很快就退了房子走掉。”外逃归案人员董亮生说。

　　董亮生是中国人民银行南雄市支行原计划金融管理股股长。在逃亡的20年间，他每天在恐惧中过着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生活，有家不能回，思念亲人却连电话都不敢打，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稍有风吹草动就心惊胆寒。

　　在恐惧的支配下，外逃生涯吞噬了这些人的健康，耗尽了他们的精气神，掏空了内心所有的积极情感。很多外逃人员患上了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成了满头白发、满身病痛、每天“拿药当饭”的“药罐子”。

　　境由心转，相由心生，这甚至导致了追逃双方“对面相逢不相识”的吊诡局面。

　　“如果不是有飞机安全员的指引，我几乎认不出他，他坐在那儿，肚子大大的，脸色黑黑的，眼袋耷拉着，和当年意气风发时完全不一样。”省追逃办有关负责人介绍“百名红通人员”黄平回国投案时的情形，“类似的场景，实在太常见了!”

　　唯有主动投案，才能得到解脱。“我在外面确实有很大思想负担，回来之后很踏实。”回国投案后，原广东健力宝集团副总经理于善福直言。

　　表现3：骨肉离散

　　爷爷过世作为孙子不敢回

　　“没有朋友，又不敢和家里人通电话，生怕害了亲人。”外逃人员抛出的这句话，是他们外逃生涯的又一沉重注脚。

　　选择逃亡，意味着割舍掉亲情，放弃含辛茹苦将其养大的父母、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寄予厚望的子女，活成一个“孤家寡人”。亲人，成为了这场“囚徒困境”的无辜牺牲者。

　　佛山市南海区原房地产交易所所长黎健雄举家潜逃。妻子廖某娟回国探望，被有关部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2012年，黎健雄的爷爷过世，作为孙子的他未能给爷爷送终。“他一见到我们就哭，老人一方面很想儿子回来，另一方面又怕儿子回来要坐牢，心里很矛盾。”接触黎健雄父亲的办案人员回忆。

　　但有的人不信邪，拉着家人逃亡，最终结局一定是双输。

　　陈运波，揭阳市惠来县公路局原副股长，涉嫌贪污罪，被抓获时已62岁。追逃人员依然清晰记得，在进门之后，陈运波衣着破旧，房子狭小阴暗、脏乱无序，令人意外的是其妻子赖某却显得异常平静，似乎得到了解脱。

　　原来，陈运波在潜逃过程中，长期和妻子窝居在一间月租只要150多元的小屋里。为讨生计，他们在小饭馆里当清洁工，每天只有20元的工资。“因不敢用身份证，为了生活，多苦多累的活，我也干。”陈运波无奈地说。

　　外逃不归，“猎狐”不止。事实证明，天罗地网之下，出逃终将无路可逃。奉劝所有的外逃人员迷途知返、尽快投案，组织和家庭才是人生最温暖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