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喂候鸟，是“爱鸟”还是“害鸟”

     【观察】

　　志愿者老周(化名)站在北京南海子公园的雁影海旁，当天第12次拦住想要投喂大雁的游客：“别喂了，真的别喂了。”游客手里攥着刚打开的一袋面包，有些不解：“喜欢鸟儿，想对它们好点，也有错吗?”类似的话，他在3年志愿者生涯里听了无数次。

　　从云南昆明、山东青岛到辽宁大连，从红嘴鸥、鸿雁到绿头鸭，投喂正在成为城市公园里最常见的“亲近自然”方式，有地方文旅部门把投喂包装成旅游卖点，有景区推出“喂海鸥、看海景、逛老城”的观鸥线路。

　　但投喂真的是爱鸟吗?云南大学教授、滇西应用技术大学银龄教师吴兆录早在2023年就用一个比喻反问过：用糖果去激发孩子不停翻筋斗，获得乐趣，对孩子真的好吗?用食物去引诱鸟儿做出优美动作，为了自己高兴愉快，是喜爱鸟儿吗?这个问题，或许是探讨鸟类投喂的起点。

    飞不动的候鸟

　　1985年，一两千只红嘴鸥出现在昆明市中心。这些鸟儿有着修长的灰白羽翼、红色的喙，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翔到此，越冬后通常要飞回繁殖地繁殖，每年循环往复。

　　吴兆录清楚记得，当时市民出于善意开始投喂。而转变发生在2007年至2008年，他发现，在滇过冬的上万只红嘴鸥中，约800只红嘴鸥夏季不再北飞。

　　候鸟变成了“留鸟”。“红嘴鸥对人工喂食的适应和依赖，导致部分野性丧失。”吴兆录在论文中写道，具体表现为红嘴鸥尾随密集人群而转移觅食地。人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

　　投喂首先改变的是鸟类的健康状况。“碳水在鸟类天然的食谱中占比很低。”中山大学生态学院教授、《中国鸟类观察手册》主编刘阳在接受采访时说，鸟类多为杂食，长期投喂单一食物可能会破坏其肠道菌群。2013年5月，吴兆录发现有约200只红嘴鸥留在昆明越冬，多为老弱病残或肥胖者，其中，肥胖个体的比例约有20%，“投喂多了，它们飞不动了”。

　　飞不动还会产生更严重的代价。“不当投喂会干扰候鸟的迁徙和行为节律，有可能会推迟其到达繁殖地的时间，从而错失最佳繁殖窗口期。”刘阳说。对此，吴兆录也表示，滇池并不是红嘴鸥的传统繁殖地，那些因过度依赖投喂而放弃北迁的红嘴鸥，“从未被观察到在滇池水域里繁殖后代”。

　　投喂产生的影响范围，不局限于被投喂的鸟类自身。2020年一篇发表在《生态学杂志》上的论文指出，在云南中部湖群(包括滇池)的越冬水禽总数中，红嘴鸥占比91.92%，是绝对的优势种类，而鸭类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减少趋势。吴兆录解释说，相比红嘴鸥，灰雁、斑头雁、罗纹鸭对声音更加敏感，投喂的人一多，它们自然就不来了。

　　除了扰动生物多样性，更深层的风险，还可能藏在投喂带来的人鸟互动中。鸟类专家阙品甲指出，大量鸟类集中在城市里，禽流感传播的风险随时存在，很难评估。昆明对红嘴鸥的疫病监测从未停止，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其携带禽流感病毒。然而学者们的态度依然审慎，红嘴鸥每年迁徙，途中极易感染病毒，德国、丹麦等地以及我国香港地区都出现过红嘴鸥检出禽流感病毒的案例。

    “投喂更多满足的不是鸟，而是人”

　　红嘴鸥的天然食谱里，并没有面包这一项。2007年，吴兆录的两个学生分别在昆明的翠湖和圆通山动物园开展对照实验。结果显示，一只红嘴鸥一天消耗的新鲜鱼虾有近120克;而换成面包，它只能吃下几十克。尽管接触到了人类食物，但食性方面红嘴鸥还是以动物性食物为主。

　　研究显示，红嘴鸥在滇池的捕食深度大约在50厘米至80厘米之间，这个范围内有大量的鱼虾存在。滇池的天然食物相当于50000只红嘴鸥最大捕食量的17.8倍，这个数据是吴兆录团队在滇池约30个取样点定期取样后估算得出的。可见，红嘴鸥既不缺食物，也不爱吃人类投喂的食物。“投喂更多满足的不是鸟，而是人。”吴兆录一针见血地指出。

　　红嘴鸥争先恐后地抢夺人们手中的食物，更多出于群体觅食的特性，往往看不清是什么，先飞过来再说。人类的投食不断强化这种特性——食物抛出的动作、塑料袋的声响、人群聚集的姿态，都成了触发觅食反应的信号。“很多鸟类是机会主义者，食谱广泛、觅食策略灵活，能快速适应新食物源。”阙品甲说。

　　志愿者老周坦言，在大部分水鸟聚集的公园、景区，管理人员没有执法权，保安看到不当投喂的行为，“只能劝，不能罚，一不小心还会起冲突”。管理的速度追不上海量游客投喂的速度，劝阻的力度也抵不过投喂获得的即时反馈。“不少人是看到了网上所谓的‘投喂指南’，专门过来的。”他说。

　　打开社交平台，关于投喂鸟类的帖子比比皆是。有人卖鸽粮鸥粮，有人直播喂鸥，有人把海鸥落在头顶的几秒钟称为“治愈时刻”，甚至出现了不少“出片攻略”。

　　“有些家长不了解鸟类习性，带孩子投喂候鸟时，觉得既亲近了自然，又能填饱鸟儿的肚子。”老周无奈地对记者说，这是在用对待弱者的心态来对待野生鸟类，“每一只候鸟都是从几千公里外迁徙而来，没有导航，靠的是一双翅膀和一种本能。这样顽强的生命，怎么会是弱者呢?”

      投喂之外，爱鸟还有其他表达方式

　　对待投喂，我们究竟应该持怎样的态度?

　　2018年春天，辽宁丹东鸭绿江口的蛤蜊贝类大量死亡，当时正值大滨鹬中停补给的关键时刻，如果这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的候鸟找不到食物，就没有力气完成迁徙，极大可能面临死亡威胁。在专家团队指导下，保护工作者紧急运来一百余吨光滑河蓝蛤，人工分批投放。投放第二天，最多时约有包括大滨鹬在内的13000只鸻鹬类水鸟在投放区域觅食。

　　“这种投喂其实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手段。”在阙品甲看来，投喂的边界不能一概而论，还是要从投喂的目的出发。

　　对于普通游客，刘阳的态度更加清晰：“不主张也不鼓励喂野生鸟类，如果分不清哪些是野鸟、哪些是家养鸟类，那就都不要喂。”这是对普通人更为明确的行为指南。

　　2020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关于切实加强鸟类保护的通知》，禁止在候鸟迁徙停歇地以及越冬地随意投食和补饲，避免人为因素致使鸟类滞留或延期迁徙;2021年，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秋冬季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通知》，专门提到“坚决取缔涉嫌非法捕捉、剪羽、控制、大量投食”等行为。

　　投喂的边界并没有被“一刀切”，而是留下了或宽或窄的空间。这些空间怎么用，需要管理者划出区域，科研人员给出依据，保护工作者守在岸边，专业饲喂员知道什么时候该撒、什么时候该退。

　　投喂之外，爱还可以如何表达?受访者不约而同给出了同一个答案：观鸟。

　　研究了大半辈子红嘴鸥，吴兆录一提起红嘴鸥，眼睛里闪闪发光，言语中充满了欢喜与怜爱。“观赏一个个小精灵俯冲觅食的动作、吃饱了睡懒觉的表情、相互打斗嬉戏的场景，不比喂面包、喂香肠有意思多了吗?”他说。

　　刘阳也是资深观鸟爱好者，2025年3月，他和阙品甲牵头启动中国繁殖鸟类调查，在城市里进行“鸟口普查”，将城市划分为多个网格调查样区，调查人员需要记录下在调查样点看到的、听到的所有野生鸟类。持续做下去，这份全面的、长期的鸟类数据可以帮助制定出更有针对性的保护策略。全国范围内，类似的活动还有全国防鸟撞行动网络、“路杀”生物调查等。

　　采访中，吴兆录还提到云南昭通的“黑颈鹤”模式。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湿地边，护鹤员穿着红衣、背着背篓、手提一篮子苞谷，几声口哨，黑颈鹤便从四面八方飞来。游客远远站在观鹤台外，用长焦镜头定格鹤群起落。“保持距离，专人投喂，这也是一种可参考的解法。”吴兆录说。

　　(本报记者 曹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