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麻风村”里的乡村教师：一人一校坚守35年

　　初心之路|云南“麻风村”里的乡村教师：一人一校坚守35年

　　澎湃新闻记者 李思文 实习生 丁欣婷

　　2020年11月24日，54岁的农加贵穿着民族传统服装，站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奖台上，接受“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表彰，这是继2017年获得全国道德模范之后，他获得的又一项国家级殊荣。

　　领奖后他就立刻返回了位于云南省广南县的落松地村小学，尽管学校里已经新招了一名教师，但几十年里一个人独撑一所学校，让农加贵已经养成了习惯，外出时最挂念的就是学校里的孩子。

　　落松地村在1992年更名前，曾是让当地人闻风丧胆的“麻风村”。1986年，时年19岁的农加贵，成为了这个村子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小学教师。他原本带着恐惧和彷徨的想法，只是临时“留下试一试”，却在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眼神和村民们对改变命运的希望中，一年又一年地留了下来。

　　从19岁到54岁，农加贵白天教小学生、晚上给村民开办扫盲夜校，抱着一颗“影响一个孩子6年，就可以改变一个家庭6年甚至60年命运”的初心，在大山深处的村小坚守了35年。

　　35年间，农加贵先后被评为云南省“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还曾在2017年作为云南省唯一当选敬业奉献类全国道德模范，赴京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麻风村”来了一位代课老师

　　“落松地村”，在农加贵小时候的印象中，是一个神秘、恐惧的存在。

　　上世纪50年代，麻风病盛行。1957年，广南县坝汪村将县域内患有麻风病的56户180余人进行集中隔离收治，设立了一个学名为“广南县新生疗养院”的新村。病患带着家人搬到新村，由政府统一发放药物和生活补贴。

　　麻风病作为一种慢性传染病，不仅会导致皮肤损害、神经粗大，早期若没有及时进行诊治，患者还会出现面容扭曲变形、肌肉溃疡、断手断脚等症状。

　　因此，尽管这个新村隐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幽谷里，但附近村庄的人都对它讳莫如深，有人称它为“麻风村”，更多时候，村民们连“麻风村”三个字也不愿提及，只用“那个地方”来指代。

　　农加贵居住的村子离“那个地方”只有10公里远，他从小就知道它的存在，因为对于不听话的孩子，家长们最常说的就是：“再哭就把你送到那个地方去!”农加贵也是这样被吓大的。

　　但儿时的他不知道，未来自己有一天会自愿长居在这个村子里，并且亲自给它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1986年，因家中没钱交学费，成绩不错的农加贵被迫从高中辍学，当时他19岁。辍学后的一个月，农加贵跟着村里人外出做一些小生意补贴家用。他给山区的人们带回生活所需的各种材料，一个月下来能赚30多块钱。

　　当时身为教师的叔叔知道侄子喜欢读书，也觉得教书更有前途，就谋划着给侄子找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等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考学。“叔叔打听到有个地方需要代课老师，就叫我回来。”即使代课费只有19块钱，农加贵还是放下生意回到村子里。

　　“我不去!”临出发，农加贵才知道叔叔让自己去的村子居然是“那个地方”。父亲也指责叔叔：“你这哪里是给他找前途，你就是在害他!”但叔叔坚持劝农加贵去跟着去“那个地方”的“医院”看看，“那个地方需要老师，现在先过去，以后有机会还能调走。”

　　叔叔口中的“医院”其实是一个皮肤病防治站。农加贵记得，第一次踏足“那个地方”时，防治站的三个医生穿着白大褂、高筒靴，戴着口罩、手套，从头武装到脚，村民来取药，医生把药放在窗台上，村民在从外面取走。

　　“医院”的紧张氛围让年轻的农加贵更加恐惧。“当时医生给我做了一天的工作，反复和我强调不要害怕，医院有酒精，可以给我课前课后擦手消毒。”直到医生说，经过预防和治疗，来上学的孩子都是健康的，而且教室就在“医院”里面，和医生们同吃同住，农加贵这才觉得可以留下来试试。

　　但农加贵当时心里还是害怕。第一天上课，家长们带着孩子来学校，怕吓跑农加贵，离得远远的没有上前，农加贵已经冒出了逃跑的想法。“但看到了孩子们，他们是健康的，跟在家长身边看起来很精神，尤其是那种对读书渴望的眼神，我看到了，再害怕也迈不开腿逃跑啊。”

　　防治站腾出了一个治疗室给农加贵做教室，房间只有20平方米大，并不宽阔。最初，农加贵总是离孩子们远远的。第一批入学的12个孩子里，大的12岁，小的只有五六岁，都没上过学。农加贵站在教室一角远远地教孩子们拿笔，先教会大孩子，再让大孩子去教小孩子。

　　孩子们也仿佛知道老师的恐惧，没有一个人会试图上前去亲近农加贵。离得远远的，是家长和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给农加贵这位麻风村唯一的老师的尊重和体贴。后来，农加贵被孩子们认真学习的劲头打动，也因“呆了几年也没染上病”不再恐惧，但他依然感动于最初的这份体贴和尊重。

　　把孩子们送出麻风村的“老师大爹”

　　在村子里，当地人尊称比自己父亲年长者为“大爹”，但对于农加贵，村里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小孩儿，都称他为“老师大爹”。

　　在他没来之前，村里适龄儿童的教学问题久久没得到解决，唯一一位答应来教书的老师，最后也因为害怕临时反悔。农加贵是建村以来第一个愿意留下来的老师，村民们记着他的好，也更加努力地对他好。

　　最初农加贵每月的代课费只有19元，村民们就自发集资，每个月给农加贵35元工资补贴。这份补贴有元、有角、有分，村民们用高压锅蒸过后，才交到农加贵的手里。这些细节让农加贵越来越感动，“教一段时间试试”的想法，慢慢变成了不走的决心，“我当时觉得，答应了事情就办好，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们教好、送出麻风村。”

　　第一届12个孩子，农加贵只教到了三年级。按照当地规定，村子里的小学作为教学点，只办到三年级。孩子们读完三年级就要转入外面的小学，再参加升学考试读初中。

　　但事实上，12个孩子在外面的求学之路处处碰壁，遭到排斥。农加贵无奈地看着这群只念到三年级的孩子脱下书包到山上去干农活。

　　教书的第三年，农加贵新招了一批一年级学生。但他发现，孩子和家长们再也没有了之前那种对读书的期待。“他们说，老师，看来读书是没有希望了，读到三年级就不能读了。”这些话让农加贵不忍，他找回了上一届的12个学生，说：“外面的学校不肯教，我教!”

　　农加贵当时心里也没底，他不知道初中学校愿不愿意接收这些孩子，自己要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但让这些孩子有书可读，是他最单纯的初心。

　　20平方米的治疗室装不下两个班的学生，村民们又集资、出力建了两个土屋给农加贵作为教室。打操场地板的场景农加贵至今仍历历在目，“很多老病人没有脚、没有劳动能力，家里也没有劳动工具，他们就拿炒菜的锅铲跪在地上帮我们收浆。”

　　两个班，一个老师，上课时农加贵像陀螺一样在两个教室间来回转。教完高年级的新课，布置好作业，就赶紧到隔壁教低年级的新课，晚上再备课、批改作业，一天下来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1992年，农加贵教的第一届小学生毕业，升学考试中，分数最高的学生考了206分，最低的也有135分，而那一年县里的初中录取分数线是115分，12个学生全都顺利考上了初中。

　　家长们身有残疾不方便出门，农加贵一人送12个学生去学校，那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麻风村。农加贵至今还记得，当时村子没通公路，他就和孩子们背着大包小包走3个多小时的山路到镇上。

　　办好了孩子们的入学手续，农加贵要赶回村子里，12个“小尾巴”就跟着他来到校门口，喊着“老师大爹”哭成一团。他们感到害怕，因为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村子。但农加贵看着孩子们哭，心里却是高兴的：一件没底的事办成了，他终于把第一届学生送出了麻风村。

　　从“那个地方”到“落松地村”

　　在教书的第六年，学生们要报考学校，农加贵想，“家庭住址”这一栏总不能填“麻风村”或“新生疗养院”。他和村长商量着，给村子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落松地村。

　　农加贵说，起这个名字，一是因为村子种植花生，花生在当地就叫“落松”;二是因为一篇名为《落花生》的小学课文，课文里写花生“虽然不好看，但很有用”，在农加贵看来，村子里的这些村民也是一样，虽然身有疾病、外貌受影响，但精神上却是美的，他们愿意为了孩子的教育做出力所能及的一切。

　　起好这个名字，农加贵意识到，自己对“那个地方”的恐惧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和孩子像家人一样的感情，和与村子更加紧密的联系。

　　农加贵也慢慢过成了落松地村的一份子。教书6年后，村长第一次留他在家里吃饭，给农加贵准备了一套全新的碗筷。每一道菜，村长都要等着农加贵先动筷，农加贵动过的菜，村长就再也不会动。这顿饭最初让农加贵心里十分惶恐，但逐渐演化为感动和释然。

　　这一顿饭，也消除了农加贵和村民们的隔阂。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农加贵说：“老师，我爸妈想请你来我家里吃饭。”所有的村民都商量好似的，每家人都专门给农加贵准备了一套碗筷，吃饭总是让给他先挑菜，他动过的菜，村民们就不再动。农加贵胆子也更大了，有时候一天到两三户人家里吃饭。简单的一顿饭，却凝聚着他和村民们互相之间的尊重和信任。

　　1998年，农加贵从代课老师正式转为公办教师，工作需要，他被调离落松地村。他本想上完最后一节课后悄悄地离开，但没想到孩子们早早就得知了消息。那天刚好是一个大雨天，放学后孩子们坚持要把农加贵送到新的学校。12公里的路程，孩子们两三个人披着一张雨衣，全身都淋透了，却依然坚持送他到新学校。

　　那天孩子们满脸的雨水和泪水，成了农加贵久久无法忘怀的画面。在新学校教完一学期后，农加贵申请调回落松地村，他记得村民们对他的好，也无法抛弃那些等待着他的孩子，“我想，村子里的孩子更需要我，教育能影响一个孩子的6年，教好一个孩子，又能影响一个家庭的6年甚至60年，改变一家人的命运。”

　　1999年调回落松地村时，农加贵32岁，此后一待又是22年。

　　在2020年之前，由于外界对麻风村持有偏见，农加贵始终是落松地村唯一的老师，学生最多的时候，他要一个人教25个学生，分为学前班、一年级、四年级，每天三个班轮轴转。

　　近几年，随着老一辈麻风病患者的离世，村子也逐渐走向了开放。据广南县教体局办公室副主任黄座富介绍，现在村里已经几乎没有麻风病，麻风村的称呼也已经逐渐消失，在信息通、网络通、道路通后，村子里人和外界正常交往交流，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他也强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确实因为“麻风病”的原因，导致村里长期招不到老师，“当时经过几十年的预防和治疗，村里大多数孩子都是健康的，家长们也有让孩子接受教育的意识，但外界对村里人比较排斥，想找个老师来村里教，又不愿意来。”

　　直到农加贵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困境。黄座富说：“农老师来了后，村子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都是百分百的，而且农老师白天教小学生，晚上还办夜校给村子里的大人们扫盲，讲一些农业、法律知识，真是一个人扛起了整个村的教育。”去年，广南县给落松地村特招了一位教师，才终于有人分担了农加贵扛了34年的担子。

　　如今农加贵已经54岁，随着村里年轻人带着子女外出务工的越来越多，村里的适龄儿童也在逐年减少。对于教到什么时候退休，农加贵的想法很简单：“只要村子还有一个孩子需要老师，我就会继续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