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医办案记

　　女法医办案记

　　37岁的吴瑕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一名法医、一个4岁女孩的妈妈、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毕业生。对于非正常死亡人员，吴瑕是给他们开最后一张证明的人，也是从尸体上找答案的人。

　　意外?自戕?他杀?凡有接触，必留痕迹，这是刑事技术的根基。“比如人被捅了数刀，哪一刀是致死的，我们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没有最终的死因，证据就不完整。”吴瑕没穿警服，也没化妆，头发随意扎在脑后，见生人时不善于展示亲近。

　　在法医进入现场之前，没有人动尸体。吴瑕刚工作时，去过一个铁道边的现场。那里有很深的绿化带，绿草及膝，平时少有人出没。苍蝇、甲虫，草里已经“出蛆”，而绿化带的深处则是一具尸体…….

　　出现场回来已是深夜，吴瑕一边吃馒头，一边在投影的大屏幕上展示现场图片。刑科所所长凌巍对那一幕印象深刻，感叹所里来的第一位女同志不一般。

　　也有一些现场是虚惊一场。万圣节前后有人报告建筑垃圾里有满是血的手臂，法医到场后发现是道具。还有一位醉汉躺在屋里脱光了衣服，气味难闻。亲戚以为他死了，法医到场时据说寿衣都买好了，后来证实是乌龙。

　　法医大多有过敏性鼻炎，因为尸体产生硫化氢的味道很重，刺激得人哗哗流眼泪。吴瑕曾经手了一起衣柜藏尸案。她和同事多次去现场寻找关键性证据，每次去之前都要做心理建设。案发地在三层，她站在一楼都能闻到味道。

　　死者和嫌疑人是半路夫妻，从外地来上海租房。出租屋五六平米，有一张床和一个贩卖机大小的柜子，屋外是公共厨房。

　　死者的儿子发现，母亲与家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只用微信联系，总是挂掉电话或视频。他起了疑，来上海找到房东，锁匠打开房门，发现衣柜完全封死，钉了钉子，贴了胶带。里面除了挂着的女式衣服，有一个编织袋，上面压了很多猫砂。

　　“我们分析这个女的已经死了半年了。”嫌疑人和死者生活在一个环境里，所有东西都可能留有痕迹，该怎么证明是他干的?民警把屋里的东西一件件取证，寻找线索。

　　最终找到一卷残余的胶带，新撕的胶带的头还贴在柜子上。连同封柜的胶带，吴瑕和同事通过实验，把它还原成一卷完整的胶带，在上面发现了嫌疑人的痕迹。“这证明，就是他掩藏了尸体。”

　　吴瑕说，孤证不定案，法医的工作是不断加强证据的效力。

　　呈现在法医眼前的是事后现场，过去某个时间这里发生了什么，需要现场重建。这是解谜之旅，也是这个职业吸引吴瑕的关键所在。曾经有一位死者腹腔有血，但内脏都是完整的。最终吴瑕在盆腔底下的一根分支动脉上，发现针尖大小的一个口子。“那种我终于找到了感觉，经常会有。”

　　法医眼里的细节有时能改变案件的走向。有一位死者倒在浴室里，身上有刀口，他的女友说他洗澡时滑了一跤，正好被剪刀戳中，死了。

　　吴瑕看了尸体，发现不像剪刀伤，如果剪刀张开，不会只有一个伤口，如果是闭起来，伤口的大小不对。在剪刀上也没有发现死者的痕迹。最终女朋友承认是两人吵架，她从厨房拿了把刀误杀了对方，过失致人死亡。

　　每一次解谜成功都带来欣慰，用吴瑕同学的话来说，“把手里的案子移交出去时，像老父亲送出嫁的女儿一样。”

　　有了女儿之后，吴瑕的工作离解剖台远了一些。她在实验室做物证检验，还要跟着分析案情，前几天，她收了60多个检材，写了22页的鉴定书。

　　法医是侦探和科学的结合体。刑科所所长凌巍介绍，杨浦区刑科所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前身叫技术组，有6人，用得最多的是手电筒和小刷子。1995年，升级为技术室，有10人，到2003年，技术力量逐渐显现，扩增到现在的25个民警。除了常规的物证，还在探索声纹、虹膜等采集。

　　吴瑕小时候的梦想是当科学家，高中想学医，但觉得临床太苦，“上海大医院有无穷无尽的人”“切活人可比切死人风险高多了”。高考填志愿报了四川大学的法医学，母亲知道后气得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她人生中有两个时段以纯粹的学习为乐，一是初中，一是大学。“每节课都大开眼界”。

　　学医最难之一是病理学。吴瑕读大学时唯一通宵的一次是病理考试前夜，“知识点浩如烟海，随便一章都能出几千个选择题。之前复习觉得自己能拿80分就可以，考试前夜变成70分就够了。”复习到半夜的时候，她想只要及格就行。走入考场，“只要考完就解脱了”。直到拿到卷子扫了一眼，看到会的题目，才有“天亮了那种感觉”。

　　解剖课上，老师指着“大体老师”说，“你们为什么嫌弃他，觉得他脏吗?他在福尔马林里泡了那么久，比你们干净多了，他连细菌都没有。”

　　吴瑕本科毕业后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公安学院，这是当地的招警制度，与公务员考试类似，学制一年半，大部分时间在公安内部实习，相当于职前培训。

　　她办公室里摆着各个版本的教科书，时不时翻一翻。办公室外是实验室，灯光和仪器组成亮白色空间，一盆植物摆在地上，头顶有灯模拟光照。人工环境让人失去时间的概念，这里是吴瑕的避世所，“我能安安静静一个人，手里处理的检材有标准化的程序，不像去现场，千变万化，人处于应激状态。”

　　同事朱文凯是所里最年轻的法医，他说吴瑕喜欢“1+1=2”的东西。实验跑出来的质量有红黄绿三种状态，一般黄色就可以，她非要做到绿色才行。另一位做物证的女老师金彝提起她，想到的第一个词是“稳妥”，“她在这里就感觉肯定不会出错，值得托付。”

　　吴瑕不喜欢改变，最好每天有精确到分钟的日程表，按此执行即可。“我本质上是个死板的人，希望一切在它的格子里乖乖的。”

　　她不喜欢复杂的叙述，包括名著，“其实那是人家的文学功底，但我平时用到的文字干脆、精准。”律师、教师等职业让她觉得“很累、要跟人搏斗的感觉”。

　　某种程度上，面对尸体比面对家属的压力要小得多。直视别人的眼睛有时会有压迫感，死者的眼睛是没有眼神的，“就不会感觉他在看你”。

　　“在现场我可以作决定、做自己，但面对别人，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前我们经常被领导批评，只会跟死者讲话。”他们所里专门设计了一张告知单，部分代替与家属沟通。

　　谈起生物研究的过程，会不自觉变得兴奋，“大肠杆菌是世界好员工，不要你给加班费，自己在那分裂、分裂、分裂”。

　　吴瑕生女儿之前，家里有一面墙的鱼缸，里面养过水草，她会调节酸碱值和光照、往里打二氧化碳。她从小就喜欢自然科学，“法医主要是医学，但也有昆虫学、植物学，你得是个杂家。”

　　她在生活里，没有推理、没有恐怖，拒绝一切需要烧脑的东西。“我以前看《侏罗纪公园》都觉得好吓人。”

　　工作需要镇静，老师说顾虑太多会下不去手。“你的目的是找死因。专注于你的谜题，太感性会干扰判断。”

　　当法医久了，看到的社会现实远比解剖尸体复杂。独居老人是大城市的通病，“居委会关注高龄老人，但依然会有真空存在，有时人去世一个多月才被发现。”

　　吴瑕最看不得的是孩子的死亡。“青春期的孩子脾气都挺厉害，这两年常有因为玩手机和家长闹矛盾而自杀的情况。”

　　还有社会戾气引起的激情杀人，吴瑕说这类嫌犯总是特别后悔。有单位两个人不对付，一个捅了另一个，自己跳河了，第二天被捅的人活了，捅人的死了。

　　见惯尸体，吴瑕对死亡比同龄人更洒脱。她结婚后登记了遗体捐献，丈夫说她过分，“死了都不愿意跟我埋一起”。她说，“要不你也捐了吧”。

　　她上大学面对“大体老师”时就决定要捐遗体。“我们家人都挺唯物的。”她的老家在崇明，以前清明回去上坟要坐船，那时上海常起雾，去了码头好几次都出发不了。

　　“我爸喜欢花，说要不挑一盆把他埋下面，清明拿出来拜一拜就可以了。”

　　吴瑕大学的时候跟同学开玩笑，“我死后不知道在哪个医学院迎风招展呢”，他们笑她“你怎么知道你是整个儿的”。普通人可能觉得这是巨大的冒犯，“只有法医能开这种玩笑，前两个星期发体检报告，他们直接说你的验尸报告来了。

　　“大家都知道工作会遇到许多悲剧，但我们努力去淡化悲伤的部分，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的生活了。”

　　医学院誓词的前两句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吴瑕说，健康和法医没关系，“但性命是他们托给我们的。”

　　瑕，指玉上的斑点，吴瑕出生时手背有块胎记，父母借此取名。后来，她这双手拿柳叶刀、握试剂瓶，为死者言，以佑生者，让正义没有瑕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杰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