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武汉当志愿者：当初想逃离，现在搬白菜都开心

 　　华科大副教授当了42天搬运工

　　“当初想逃离武汉，现在搬白菜都开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刁明康 杨尚智 田源 王祥龙 发自武汉

　　“有那么几天，我迫切想逃离武汉。现在我很开心，搬一堆白菜都很开心……我真正想说的是，研究公共危机，一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而不是发表在期刊上……”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从想逃离武汉，到当搬运工42天，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春霞的思维，依旧那么跳跃。

　　曾经惶恐

　　逃了再也不回来

　　3月14日中午，暖阳。

　　华中科技大学校园内，一个23人的志愿者团队，正在一辆红色大货车上忙碌。

　　车内装着蒜苗、韭菜、莲花白和萝卜。几个小时后，这些从河南连夜运到武汉的爱心蔬菜，将端上江夏区多个家庭的餐桌。

　　志愿者们分成两组，一组在车上卸货，另一组开着自己的私家车，负责向定点社区转运。

　　这些志愿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武汉校友会成员及他们的家属、朋友。他们有的是IT企业高管、公司老板，有的夫妻上阵，或是父亲带着儿子来帮忙。年龄最大的超过60岁，最小的18岁。

　　孙春霞是其中之一，她今年46岁。

　　她负责卸货，一身蓝色防护服，臀部已经磨破，手臂、肩、背，多处沾着黄泥和老菜叶。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一片慌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志愿者。”

　　孙春霞是新疆人，父母跟着她在武汉生活，哥哥是北京某高校教授。

　　今年1月初，哥哥从北京来武汉探亲。1月14日，哥哥返回北京后，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成为北京市第35例确诊病人。几天之后，病情愈加严重，被送进重症病房，还写下了遗书。

　　孙春霞很震惊，既担心又无奈。

　　此时，正值武汉封城前夕，整个城市笼罩在疫情的惶恐中，孙春霞和父母也只能在家中自行隔离。

　　一边担心哥哥，一边不知道自己和父母情况如何，孙春霞几近崩溃。

　　“哥哥是我邀请来武汉的，那几天，大家都还没有戴口罩，他就戴上了。像他这么有防范意识的人都被感染了，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孙春霞说，“讲真，那时候迫切想离开武汉，再也不回来了”。

　　疫情严峻

　　留在城里当搬运工

　　不幸中的万幸!

　　在北京地坛医院医护人员的全力治疗下，哥哥熬过一劫，转入普通病房。孙春霞和父母在家隔离，也没被感染。

　　孙春霞觉得，“天突然就亮了。”

　　此时，武汉封城，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员和救援物资正源源不断进入武汉。

　　孙春霞原本忙着写论文，得知进入武汉的物资无人对接和装卸，她决定去当志愿者。

　　2月2日，华中科技大学志愿者团队正好招募队员，孙春霞便报了名。

　　第二天，她和其他队员就被派往汉阳国博中心，负责装卸物资。

　　从此，每天早上不到8点，她和华中科技大学武汉校友会的志愿者都会赶到指定地点，卸货、装货。

　　队员陈星旭说，女同志像男同志一样，该扛的扛，该背的背，一刻没有休息，装消毒水的车上，罐子破了，整个车厢全是消毒水味，工作几分钟就要跑出来透气，一些女同志长时间站在消毒水里劳作，深色运动鞋变成了粉红色……

　　孙春霞曾是运动员，上学时专门练过体育，工作后也经常锻炼，但一天的高负荷劳作下来，也喊吃不消。“有时候一天十几个大货车，一车物资就是几十吨，全是我们这帮人卸下来，再分发完的……”陈星旭回忆。

　　心疼过后

　　转战帮助重症患者

　　七八天后，副教授搬运工孙春霞又主动加入另一项帮扶活动——帮重症病人找病床。

　　孙春霞说，帮人寻床，原因有两个，一是网上求床的重症病人多，二是华中科技大学也有专家教授因感染去世，“特别心疼。”

　　当时，志愿者团队分为多个小组，部分人负责在网络上收集求助者信息，核实真伪;部分人负责把求助者信息登记造册，按区域、病情急缓划分;部分人负责联系医院找床位。

　　“有时凌晨两点钟还在接电话，求助信息实在太多。”孙春霞印象最深的是求助者范女士。

　　范女士是个生意人，在武汉有两家公司。疫情发生后捐款150万元，又捐了200万元的物资。

　　不料，没过多久，她父亲被感染，病情越来越重，但找不到病床。无奈之下，范女士只好上网求助。

　　孙春霞在国博方舱医院搬运物资时，认识了另一队的一位志愿者。这位志愿者的儿子，在老师朋友圈看到范女士的求助后进行了转发，最后几经周转，信息到了孙春霞手里。2月10日前后，孙春霞联系范女士核实了情况，当天便通过各种渠道帮忙联系床位，但所有医院都满床了。幸运的是，其中一家医院在晚上10点左右，转走几位轻症病人，范女士的父亲得以入院。

　　为病人找床位，核实病情很受煎熬。电话对面，不少病人是家庭式感染，有的病情还很严重。

　　“孙老师帮帮我们，我的爸爸现在吐血了。”还有的病人，即使是志愿者联系到他，他也拒绝接受帮助，“因为他们已经绝望了，说不用我们帮忙了，死就死了。”

　　孙春霞回忆，有一天，一位女志愿者承受不住，接完求助者电话后，歇斯底里地哭了近一小时，哭完又继续接电话。

　　“包括我在内，那段时间整个志愿者团队，感觉都抑郁了。”孙春霞说。

　　不过，由于大家的持续奔波和努力，求助信息也逐个得到解决。

　　从2月8日前后到2月20日，孙春霞和她的团队，先后帮助超过300位病人找到床位。“最后我们了解，没有一个病人去世，全部都康复了。”这样的结局，最令孙春霞开心。

　　抗疫后期

　　为200孩子找英语老师

　　随着应收尽收政策的持续推进，以及方舱医院开始大量收治病人，寻床求助电话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一个也没有了。

　　孙春霞又想着，众多医护人员来武汉支援抗疫，他们孩子在家中没人教英语。曾公派美国留学和工作过的她英语还不错，于是，她决定为医护人员的孩子做点什么。

　　正好，校友王俊一开办了“亿蘭·精英在线英语”教学课。

　　两人一商量，王俊一说，可以拿60个课时给医护人员孩子免费用。孙春霞一算不够，因为医护人员的孩子都特别小，一个星期最少得上两三次课。

　　她便联系了美国亚利桑那、弗罗里达、纽约、新泽西等地的华人协会，征集志愿者。志愿者要求是英语母语，每一个志愿者培训都要将近三个星期，“像我的研究生学生，他们报名我们都不要。”

　　最终，来自美国亚省希望中文学校的多名高中生和“亿蘭·精英在线英语”的多位老师成了医护人员孩子的老师。

　　不过，这中间困难也不少。

　　国外志愿者不用微信和QQ;国内，医护人员离开后，家中小孩和老人也不懂电脑。

　　志愿者团队又为此专门成立教务组和技术组及家长群。技术组负责教会国外的志愿者用QQ，远程操控医护人员孩子的电脑，给他们安装QQ，教他们使用。

　　志愿者以青年学生为主，孙春霞14岁的儿子和王俊一13岁的女儿，是年龄最小的两个。

　　团队组建好了，又遇到时差问题，几经协调，最终才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上课。

　　“零基础的小孩是最幸福的，他们不需要改口音，反倒是10多岁的小孩，需要海外的老师们指正，舌头要顶在哪里，怎么发声。”

　　再次呼吁

　　“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孙春霞的本行，是研究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和公共服务。每天，她要做的事很多，白天搬完物资，晚上回家还要写论文。

　　“我有一篇论文已经写完了，写的就是新冠疫情下的PPP模式。”

　　孙春霞认为，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是两条体系，在真正的危机救灾时，会影响效率或者资源的合理配置，这就需要政府提前做好各级预案应对。

　　她说，像火灾、地震之类的突发状况，应该有1、2、3、4级预案，根据不同的风险，启动协调不同的人群和物资。

　　对于这42天的经历，孙春霞说，能亲自参与爱心的传递，“很开心，包括搬那些白菜都很开心，这种幸福是在正常状态下永远无法体会的……”

　　“我真正想呼吁的是，做公共危机的研究，一定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而不是只做与实际脱轨的科研，就像是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而不是发表在期刊上。”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