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稻米 ——保山出土炭化稻谷及怒江野生稻探秘

　　60000份水稻育种材料喜迎丰收

　　□ 蒋开磊

　　南方有嘉禾，

　　粒粒可生津。

　　清泉抚我体，

　　我似伴佳人。

　　长久以来，这曲清纯而唯美的民谚歌谣，始终萦绕在我的耳畔，让我的心情及灵魂温柔而持久地激荡。民谣的清新与唯美始终激励着我和我的先祖们一样，总试图在怒江沿岸寻找——寻找那一粒生长在山野平坝之上的野生稻谷。

　　南方沃土，生彼阡陌。高山大川之下的怒江峡谷，上有密林葱葱，下有波涛澎湃，山涧中流淌着的清泉浸润着大地，湿热的气候适宜了万物的复苏与生长，动物、植物、人类和花儿一样，皆聚集于此，竞相繁衍，相互滋长，生命的律动由此而在奔腾的峡谷中合奏成一曲曲交响乐——溪流的潺潺、石涧的蛙鸣、鸟儿的吟唱，大地苏醒，万物合鸣。

　　天地长鸣，万物常歌。关于种子、关于生命的礼赞，记得小学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叫《植物妈妈有办法》，说的是“草长莺飞处，二月骄阳时”，植物妈妈们会把花粉、花瓣和果实撒向大地，从而延续自我的周期性生长。事实上，在这个空旷而又广袤无垠的自然界中，万物的生长如风，虽然无形却又是真实地存在。它或许伴随着山涧中的溪流与蝉鸣，伴着河滩、伴着险峰或厚土，伴着充沛的雨水、温湿的气候，以及植株之下的腐土或腐土之上的昆虫与微生物——这对于一年生草本植物的稻母植株而言，其生长环境尤其如是。

　　长久以来，我的家乡施甸就被冠之以“稻母之乡”的美誉，稻作的适宜栽种环境成了施甸最为靓丽的名片、品牌。在古代，高山平坝中的田间耕作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在近代，1978年，施甸推广农业杂交稻种试种成功;2009年，湖南农业大学研究成果表明，施甸县水长乡是全国范围内两用核不育系水稻繁殖的最佳基地;2011年，施甸在此领域内创造了单项亩产世界纪录;2017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为施甸题词“云南施甸　中国杂交水稻最佳繁育基地”;2018年，施甸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目前，当地每年培育杂交水稻母本面积超过2000亩，占全国两用核不育系水稻良种配量市场份额的80%以上。由此而知，怒江东岸高山平坝上的支流——施甸河流域是全国水稻良种孕育的最佳繁殖基地之一。

　　江中山区域是发现野生稻的地方　杜小红　摄

　　树大易养鸟，花繁易留香。对于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打小就对每年一季的水稻栽培与种植都有十分深刻的记忆，这很幸运。每年三月，闲置了一冬的水床田被重新打整和清理出来，清除杂草、翻田培土、打墒定垧、垫农家肥，做完这一系列的必备流程之后，父母长辈总会从板柜的深处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晾晒过的上好的谷种，他们均匀而细密地把种子播撒在打好的田垧之上，看着种子落入水中并轻盈地躺卧在田垧优渥的肥床之上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今年行将丰硕而良好的收成。人们在育秧的过程中，或许也会伴随着除草与施肥，但秧苗的茁壮成长却让农人们每天都很欣喜。及至春末夏初，进入5、6月份，这时的气温适宜，湿度丰盈，特别有利于水稻的生长。这一时期，秧苗的植株在育床上正好长到了70至80厘米，高度和硬度已经适合于移植和栽培了。

　　细说起来，老家施甸姚关平坝上的农田通常是细腻而肥沃，胶质感较强。勤劳的农人们会在每年开春后的2、3月间，把农田里的肥土一砖一砖地撬起，码成墙埂式的土塔子，让胶质的泥土在强烈的阳光下曝晒。到了5、6月份栽种的季节，农人们先是垒沟、放水、浇田，让受热充分的泥土遇水而化，缓慢抚平。此时，由于泥土吸氧均匀、受热充分，再加上农家肥的滋润，秧田的肥沃可想而知。

　　水稻育种

　　到了每一年的插秧季，对于每一户农人来说，都犹如盛大的节日庆典——他们通过换工、请工，集中当日的全部劳力，犁田、耙地、施肥，拔秧、把秧、挑秧、栽秧，甚至于焚香祷告，以祭谷神、祭秧神，祈福当年的丰收。他们当日备餐，盛上年度最为丰盛的美食，并在简洁的祭祀之后，把用于请工的餐饭送到田间地头，以便提高当日的栽秧效能。这一系列的行云流程，便成了一年之中每家每户最为盛大的农事盛典。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对于每一个庄稼人而言，每一季栽种的良种的选择都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然而，这一粒种子应该从何而来呢，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碳化稻　保山市图书馆供图

　　禾生江南，稻行水乡。历史上，南方稻谷的演进史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据考古确认，南方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过程竟长达10万年之久。在可考的出土实证中，浙江上山文化遗址就有10万年前野生稻遗物的存在，而栽培稻却在1.1万年前后才开始出现。湖南城头山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等栽培型粳稻则出现在7000至8000年前。我们从稻种起源的几个关键节点来看，水稻在中国的演化历程不仅仅是一个农业发展的过程，它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和人口的增长，如清中期长江流域安定环境下的农业繁荣与人口剧增;再如新中国成立后在袁隆平院士等一批优秀的水稻科技人员的努力下，中国水稻品种、产量和品质等多方面出现飞速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乡村振兴、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作出了巨大贡献，且确立了根本保障。

　　然而，与培育型杂交稻的繁盛相反，野生型稻母的种群却在急剧消亡。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就目前而言，中国野生稻资源仅只分布于海南和云南的怒江流域两个区域。因海南野生稻种群所剩无多，因而，怒江河谷中下游的龙陵县勐糯镇江中山及海草坝湿地约30公顷范围内的野生稻繁殖区便成了目前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野生稻种群区域。通常而言，龙陵县境内的野生稻品种被学界定义为疣粒野生稻，该物种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其主要分布于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江中山片区，为怒江沿岸平均海拔650至750m左右的适宜繁殖区域。20世纪80年代初，因生态环境良好，野生稻分布区域集中连片，点多、面广，面积曾经达到1000多亩。该野生稻种群曾引起农业部门的重视，政府拿出资金，指定专人进行专项保护。目前，专项区域保护范围扩大到30公顷左右，这些野生稻种均含有培育优质超级稻所必需的品质基因、抗性基因和环保基因，是中国农业研究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可或缺的自然珍贵资源。

　　事实上，对于滇西保山而言，“一粒稻米”曾改变过滇西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

　　当我们回望历史，驻足于保山考古的历史长河时，诞生于300至400万年前的“羊邑古猿”开启了滇西由“猿”到“人”的历史进程。诞生于7000至8000年前的蒲缥塘子沟文化遗址、5000至6000年前的姚关万韧岗文化遗址，是旧石器时代的珍贵的文化遗存。诞生于3000至4000年前的龙陵大花岩遗址、2000至3000年前的昌宁大甸山及营盘山遗址，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时代过度的更为珍贵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在每一个时期的过渡和跨越，都体现了人类文明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大幅度跃进的基本特质。

　　以龙陵大花岩遗址为例。该址位于勐糯乡怒江回头湾江中山大岩房新石器时代遗址位置，地处怒江西岸二级台地之上，面积大约为5000平方米，海拔高度为800米。大花岩遗址的文化层可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000年左右，出土的石器多为磨制的小型梯器石斧和条形石斧。晚期则属于青铜时代初期，距今约3200年，出土的石器多为打制石斧和椭圆形刮削器，还有少量金属铸模石范和制器残件。此外，遗址中出土了房屋遗迹、火塘、灰坑和金属炼炉，以及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和动物骨骼等。在大花岩遗址中，从出土的大量的铲、斧、镞、环、鱼标、网坠、印模等石质生产工具和瓮、罐、釜、钵、碗等陶质生活用具，加之多座房基、灶台、火塘、灰坑、墓葬等定居及安葬墓穴遗址来看，这里的聚落定居人口繁盛而多元，生产生活方式则融合了渔猎与农耕文明的混合类型。由此可以界定，这一时期，当地野生稻作的采摘与培育已经进入了古人类生存的实际生产生活中。

　　勐糯乡境内的野生稻

　　与此相对应的，与龙陵大花岩遗址同一时期的、距今约3880年的昌宁县营盘山古人类遗址考古中，我们却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在遗址房屋南部的储藏区中，考古发现了厚达8至10厘米的炭化稻米堆积，重量超过7000克。专家们分析认为，这些稻谷属于倾粳稻类型，且已经演化成具有宽厚粒重特点的栽培型古稻群，它充分显示了稻种的成熟与种植规模的壮观。由此，也表明该区域是亚洲栽培型稻谷的起源地之一——这一发现，充分证明了滇西保山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哀牢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原始农业培育型水稻的种植，这种农业生产规模的发展与壮大，为当时哀牢归汉5万户、55万人的人口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农业生产基础，同时也促成了永昌郡设治之后“鞭牛以耕”的社会经济繁荣发展。

　　一粒稻米，一粒稻米。这粒稻米曾推动了滇西古人类划过远古的蛮荒，进入青铜文明的可考的时代、进入哀牢古国建治及永昌郡设治之后的文明与繁荣时期、进入当下的我们仍继续生活着的五谷丰登、合家欢乐、幸福美满的新的现代化社会的发展时期。由此，我又想到了那首简单易记而又朗朗上口的古诗：

　　粒粒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一粒稻米，一粒稻米。正是这粒稻米之源、人类的生存与延续之源，无不如此、无比顽强，或者还应更加强大。